那时他每睡一小时,就有三十人丧命 _泡泡手机报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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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那时他每睡一小时,就有三十人丧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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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缄默30余载,“二战”无名英雄隐秘生涯首度公开
            那时他每睡一小时,就有三十人丧命

          阿道夫和女儿萨拉

          阿道夫伪造的证件

          年轻时的阿道夫

          因阿道夫伪造的证件而存活的两位犹太人

            阿道夫的摄影作品

            阿道夫·卡明斯基是一位证件伪造者,可他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“造假证者”。“二战”期间,染匠学徒出身的阿道夫·卡明斯基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,成功帮助一万四千多名犹太人隐匿身份,逃离纳粹的魔爪。然而,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,卡明斯基每救一次人,都是在触犯法律,在“法定时效”面前,哪怕他曾拯救上万人的性命,也会因被送进监狱的后果而提心吊胆。

            因此,阿道夫·卡明斯基将这个秘密保守了30余载,直至78岁时,秘密才被公开,阿道夫·卡明斯基将自己的传奇经历口述给女儿萨拉·卡明斯基,并由后者整理、集结成《隐身大师》这本书。

            这段惊心动魄的口述历史一经出版,即受到了高度评价。《世界报》称:“卡明斯基在最黑暗的角落里点亮了抵抗运动最炽烈的光芒。” 《图书馆杂志》表示:“作者用迷人的语言描绘了一名出色的证件伪造者的秘密生活。”同时,本书还成为法国ELLE杂志读者选书,并入选《华尔街日报》十大非虚构好书。由《纽约时报》改编的纪录片也夺得了当年艾美奖。

            近日,《隐身大师》中文版终于由未读·文艺家引进出版,阿道夫·卡明斯基今年已经94岁高龄,早年间艰苦的地下工作已经恍若隔世,而这段传奇经历所传递的积极的引导力量,依旧在人们的心中熠熠生辉。

            “二战”时期拯救了一万四千多名犹太人

            阿道夫·卡明斯基,1925年10月1日出生在阿根廷,父母是俄裔,全家人在30年代搬到法国定居。阿道夫只有小学学历,由于家庭贫困,他14岁就去染洗店做学徒,并在那里爱上了染色化学。15岁时,母亲被杀害,阿道夫全身心投入到化学中去, 这是他排解悲伤的唯一方式,每天他有一堆问题问老板,夜深人静的时候,他更是热衷于做化学实验,他最感兴趣的,就是墨水脱色。

            女儿萨拉·卡明斯基讲述说,父亲伪造证件纯粹是无心之举,因为阿道夫家人是犹太人,所以遭到追捕,被带往德兰西集中营,多亏有阿根廷证件,他们才得以离开集中营。但是逃离了集中营,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安全了,因为他们的证件上还盖着“犹太人”的章。

            为了让家人安全,萨拉·卡明斯基说:“我祖父决定弄到假证件,我父亲一直被教导要做守法公民,从没想过办假证件这回事。但为了家人,他去见了一个来自抵抗军的人,那时文件是硬皮的、手写的信息, 上面还要填写工作, 他让人家把他的职业写上‘染匠’,突然那个抵抗军的人问他‘你是染匠,那你知道怎么去掉墨迹吗?’父亲说当然知道。那个人就告诉父亲,抵抗军正面临一个大问题,即使是顶级专家也无法去除一种‘不可磨灭’的墨迹,即‘威迪文’蓝墨水。”

            阿道夫·卡明斯基给出的建议是用乳酸,这个办法证明非常有效,对方对这个17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,立刻雇佣了阿道夫,萨拉说:“实际上我父亲自己都不知道,他当时发明了如今在每个学生笔盒里都能找到的所谓的‘涂改液’。”

            阿道夫·卡明斯基虽然是实验室最年轻的,但是很快就成为“技术主力”,他安置印刷机,开始修照片,做橡胶印章,发明各种各样的东西,还用一个自行车车轮和其他材料造出离心分离机。

            从此,阿道夫·卡明斯基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“朱利安·阿道夫·凯勒”,还是大名鼎鼎的幕后推手“约瑟夫先生”。他有无数个姓名,亦有数不清的身份。在家人朋友面前,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文员;在抵抗组织成员眼中,他却是一位行踪诡秘、技艺非凡的专家。

            阿道夫·卡明斯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在他早年加入的抵抗组织中,有一群像他一样的年轻人,为这份“事业”奋斗着。曾经有一次紧急任务,需要他们在三天之内,为300个孩子赶制超过900个各类证件。阿道夫清楚地知道时间的紧迫——“我每睡一小时,就有30人丧命。” 为此,他几乎不眠不休,经常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持续工作,甚至直接昏倒在实验室的地板上……

            最终,阿道夫·卡明斯基在“二战”时期拯救了一万四千多名犹太人,使众多犹太家庭免于承受那段历史时期的残酷黑暗。

            做假证无偿服务,金钱和感情都牺牲很多

            在“二战”结束以后,阿道夫·卡明斯基“造假证”的事业还在继续,女儿萨拉·卡明斯基说,以色列还未建国时,父亲曾伪造文件帮助集中营的幸存者移民到巴勒斯坦,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,他帮助阿尔及利亚人伪造文件,他还为受迫害的南非黑人伪造文件,“服务区域”还有拉丁美洲、欧洲等等,“越战期间我父亲甚至为美国逃兵伪造文件,因为他们不想对越南人使用暴力。1968年‘五月风暴’时,父亲看到了游行,但他根本没时间理会, 因为他要为15个国家服务。”直到1971年,阿道夫·卡明斯基才结束了制作假证的生涯。

            萨拉表示,父亲从17岁起一直为没能带朋友一起逃出集中营而愧疚,这种愧疚感伴随了他一生,也是这40多年来他赝造文件的根源 :“为此,他付出了很多代价,首先是经济上的牺牲,他拒绝接受报酬,对他而言,接受报酬就意味着他的行为有功利性,这是他不能接受的,所以他白天当摄影师,晚上造假, 一生都穷困不堪。”

            除了经济上的牺牲,还要付出情感上的代价,阿道夫无法带着秘密与妻子一起生活,无法向家人解释每晚自己在忙些什么,萨拉说为了写这本书,她曾去询问同父异母的姐姐,问她是如何看待父亲的,“姐姐说父亲总是告诉他们周日会带他们去散步,他们会穿得整整齐齐地等他,但他几乎从来不出现 ,父亲说会给他们打电话,但他没有。后来他不回家了,再也不出现了,他们想也许父亲已经死了,我的哥哥姐姐以为他们被父亲抛弃,成了孤儿。”

            萨拉说,小时候自己一直以为父亲就是个平凡的人,“他是一个普通平凡的摄影师,总是教育我们要遵纪守法,从没透露过他过去的事。”

            萨拉回忆说,高中一次考试,她考得非常差,表现失常,不想让父母知道,就尝试着伪造父母的签名,结果被母亲发现了,生气的母亲大声斥责她,父亲下班后,萨拉提心吊胆地等着再被父亲痛斥一顿,“没想到,他看着我开始大笑,笑得停不下来,手里还拿着我的作业,他说:‘萨拉,你还不够努力,没发现你签得太小了吗?你该伪造一个更像的。’”

            还有一次,萨拉在整理他们申请法国国籍的资料时,她看到了一封感谢信,那封信对父亲在1945年为法国军方情报和反间谍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,“哇,我父亲居然是特工?像007那样的吗?我有很多问题想问,不过他没回答。”

            后来,萨拉知道父亲参加过“二战”和阿尔及利亚战争,但仍是小女孩的她,还以为父亲参战的意思就是当兵,“很难想象父亲这样一个非暴力和平主义者戴着头盔扛起枪的样子。”

            萨拉做了母亲后,觉得是时候把父亲的故事记录下来了,“父亲已不再年轻,即将迎来他78岁生日,而我24岁,刚有了儿子阿莱克,所有这一切触动了我,我意识到,父亲不会长生不老,阿莱克会有机会了解他的外公吗?我突然非常害怕,害怕父亲离开把他的秘密带走。”

            在阿莱克咿呀学语时,一天,萨拉问能否给父亲写本书,阿道夫答应了,在保持沉默了30多年后,阿道夫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女儿。阿道夫·卡明斯基之所以缄默30余载,与他当年的身份、处境不无关系,毕竟他是一位证件伪造者。萨拉说:“他为了这份‘事业’甘冒坐牢的风险,运气不好的话甚至会被判死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父亲直到那么多年后才同意揭开自己的秘密。”

            打开录音机,父亲会紧张

            经过两年的调查,在采访了20多人之后,萨拉终于可以倾听父亲阿道夫·卡明斯基亲自讲述故事了:“采访这个一直以来我只知道要叫他‘爸爸’的人,我要挖掘寓意,解读他的沉默,察觉在他波澜不惊的叙述里所暗含的情绪,传递出那些他没有明说的事情,找出我在笔记本里记下的一系列奇闻逸事背后所隐藏的信息。偶尔,我需要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理解他的选择:他作为证件伪造者的一生,他的地下工作,他投身于政治的热情,他对这个社会以及对各种建立在仇恨基础上、阻碍社会进步的团体的费解,以及他对建立一个充满正义和自由的世界的渴望。”

            萨拉与父亲阿道夫约定每周二和周四下午见面,萨拉提醒父亲需要回答她的每个问题,哪怕要为此唤醒一些痛苦的回忆,父亲同意了。但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,是一场灾难,萨拉说她带了一个录音机,“一打开,父亲的声音突然变了,犹豫、迟疑,有时几乎听不清,他或者用程式化的答案敷衍,或者用简单的‘是’‘不是’‘不是这样的’来回答,以至于到了最后,我没能收集到任何可用的信息。我告诉自己这样下去会一无所获。”

            第二次见面时,萨拉决定不开录音机,结果奇迹般的,父亲打开了话匣子,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,“我这才意识到 ,录音机这个看似平凡无奇,丝毫没有攻击性的小话筒,却在不经意间暗示父亲这是一场警方审讯。放弃录音机后,我买来几个上学时用的本子,在一整年的采访时间里,都用它来写聊天记录,就这样一点一点的,我们的关系也从父女变成了知心密友。”

            阿道夫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。他给女儿讲述说,一次他坐在巴黎的地铁,皮包里装着空白的身份证件和工具。当警察进行检查并询问阿道夫·卡明斯基包里装着什么时,阿道夫能做的就是压制住自己的恐惧,尽量保持镇静:“一些三明治,你想要一个吗?”幸运的是,这位警察没有进一步检查。

            阿道夫说:“我不能接受一些人认为他们比其他人优越,认为其他人是低劣的。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,不管他们的肤色、民族和宗教信仰。我很幸运帮助很多人,如果不如此,很难想象我能生存下去。”

            在了解父亲的故事前,萨拉眼中的父亲就是个普通的社会工作者,帮助那些有过不良行为的年轻人恢复正常生活,给他们找工作,教他们摄影。而在为父亲写书的过程中,萨拉说父亲不只是父亲,也是让她尊重的密友:“我小时候,朋友们的爸爸都会给他们讲格林童话,我父亲却给我讲低调的英雄,他们怀有坚定理想,创造出奇迹,那些英雄不需要军队,也没有人愿意跟随他们,除了少数有信仰和勇气的人。我后来才知道,他哄我睡觉时讲的都是他自己的故事。我问他牺牲了这么多,他是否后悔过,他说不, 他说他无法对非正义行为视而不见,他曾受过迫害,但他仍然相信有这样一个世界,那里不需要赝造者,他现在仍如此期望。”

            文/本报记者 张嘉 供图/未读

          【编辑:李赫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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